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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琼

       在鄂温克族的生活中,桦树皮器具最初是被单纯的作为日常生活用具使用的,在生存的沿袭与使用这些生活用具的过程中,渐渐萌发了对自然事物描摹的心理,或者说他们可能是相衍相生的。作为装饰母题之一的驯鹿纹是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中独具典型意义的基本纹饰。鹿作为一种具有神性象征意义的图腾,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是原始部族的思维结构的重要组成,并在文化模式、宗教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桦树皮器物上的驯鹿造型虽然并不具体,但却是真切可感的、尊重原形精神的。在复杂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变异中,驯鹿纹蕴涵着地域文化与历史传统因袭的时间、历史因素,形成其自成体系的发展轨迹。

        一、岩画中驯鹿形象的表现

        鹿纹是—种源远流长的艺术母题,在人类文化艺术的早期,鹿纹象征了最高旨意的自然力量,通过鹿纹的再现,以达到人类与自然交流的精神层面。鹿纹除在桦树皮上予以再现外,还出现在以岩画为载体的早期艺术理解中。这种岩画从描摹的表现形式上,外轮廓以类似鹿纹的主要造型方法的岩画遗迹十分多见。鄂温克人的迁徙范围内遗存有多处岩画,记录了原始部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并表现出最初的自然崇拜倾向。在这些题材的岩画中,鹿的图像以亲切可感,平和却又神秘的力量频频出现。它们的色彩构成和表现技法比较单一,大兴安岭的两处岩画采用红色涂绘,查干扎巴湖岩画属原色调并采用凿刻的手法。尽管贝加尔湖岩画的年代过于久远(公元前1000年),与鄂温克族的驯鹿主题有无直接联系已无从考证,但由于岩画的内容具有萨满教性质,它们可以算作鹿纹起源的一个深远的大背景。

        岩画中鹿的造型主要有两种类型:风格化鹿形象及接近自然的写实性鹿形象。大兴安岭的两处岩画(交唠呵道河畔岩画、阿娘尼河畔岩画)均属后者,岩画所处的地区同古代室韦人所处的地望相合,被认为是“古代室韦人的某些部落以及后来鄂温克族的某些狩猎和牧鹿人的艺术杰作”。两处岩画中,这些跨度数千年的鹿图象的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等等,与桦树皮器物上的鹿的描摹手法存在颇多相似之处,它们在造型方式和外部特征方面具有极其明显的一致性。这种形式上的同质性以及鄂温克人在游猎生活中对岩画的崇敬接触,可以说明它们之间的传承和延续关系。从坚固的石壁到与狩猎生活息息相关的桦树皮器具,尽管它们表现载体和目的有所不同,但基于共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对自然理解基本相通的心理机制,所表现出的驯鹿形象其造型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二、民俗生活中驯鹿的价值

         驯鹿是我国唯一的鹿类家禽,也是这个地区特有的动物,有关他们役用驯鹿的记载,最早见于《新唐书》:“又有鞠,或曰祴,居拔野古东北,有木无草,地多苔。无羊马,人豢鹿若牛马,惟食苔,俗以驾车。又以鹿皮为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由此可见,驯鹿在林区成为半家养的家禽,至少已有千年的历史。驯鹿性格温顺易于饲养,“有事哨之则来,舐以盐则去”,除了在驮运途中给它们吃些苔藓外,使用之余,只需任其自行觅食。同时,由于驯鹿能够经受低温阴湿的气候条件,不需要棚圈畜舍,所以饲养驯鹿所需的物质投入极低。在鹿茸经济成为主导以前,驯鹿是猎民生产和迁居时必不可少的运输及代步工具,并且能够提供富有营养的鹿奶。鄂温克人有给驯鹿起名的习俗,几乎每一头驯鹿都有自己的名字,一群鹿中很少有重名现象。在鄂温克语言中反映驯鹿称谓的词汇数量众多,而且语义细腻程度极高。鄂温克人按照驯鹿不同生长阶段、时期、颜色等赋予不同的名称,并且常用驯鹿和与驯鹿有关的的事物比喻人。在漫长的岁月中,鄂温克人对驯鹿产生了近乎家庭成员般的情感,即使在步入现代社会的今天,仍有部分鄂温克人为了保持自由的牧鹿生活而自愿放弃国家提供的现代化住宅。

        驯鹿不仅是鄂温克族的重要生活内容,更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传统。驯鹿成为一种民俗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一种原始文化艺术想象力展开的起点,并成为一种具有民族凝聚力的象征符号。鹿的形态成为了桦树皮器具上生命的礼赞,在这里,原始艺术与该民族的民俗传统巧妙而自然地结合,形成了以驯鹿纹为表现形式的装饰母题,这是一个民族基于本民族生存形态对艺术的想象。

        三、精神生活中驯鹿的地位

        具有民族集体潜意识共享的符号或图腾象征,多半都会成为该民族的精神信仰旨归,并在物质生活中通过实用性工具在装饰象征中实现。驯鹿纹的产生印证着泛神论思想与艺术的复生,在文明产生之前这种结合是必然的,泛神论为艺术提供精神栖居的土壤,艺术实现着泛神论思想中的种种猜测和质疑,并升华着原始艺术精神与泛神论的最高心灵旨归。

        在鄂温克族的神话传说中,有关鹿的主题频频出现,甚至衍化为一种自然图腾的崇拜,例如:在鄂温克族《舍卧克的传说》中,索伦人的祖先被描绘成为一个长有两只犄角的大蛇。在此鹿被赋予了一种带有神性力量的美好寄托,驯鹿纹饰也成为人们对这种美好神秘力量追索的象征。在鄂温克族信仰意识中形成主流影响的是萨满教。鹿在这种特定的信仰氛围中承载了丰富的信息意义:鄂温克人认为,驯鹿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可以代人向神祈福驱祸和治愈疾病。在“玛鲁”神(包括十二种神)的构成中,有三种神与驯鹿有关(熊神、“阿隆”神、驯鹿笼头),其中熊神与“阿隆”神作为驯鹿的保护神,分别用以防止狼害和疾病;萨满法师以鹿的形象来装扮自己,按照鹿的形体结构塑造萨满服,将鹿的图象绘制在萨满鼓上,以鹿为内容组织萨满法事……这种原始宗教体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由直觉到直觉,由现象到现象的循环。是崇敬大自然并以平等、关切的姿态对待自然,这一情感浸透了他纯朴而敏感的心灵。

        这种信仰意识、思维传统在数千年的发展、继承、演化中,已深深地积淀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沉积于人们的心理意识中。即使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发生了变化以后,它仍然相对稳定的保存下来,并带有明显的狩猎文化的印记。在对某些图象的刻意描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根植于鄂温克族精神世界的萨满教及其文化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心理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在此,驯鹿纹形态的固定认可与萨满传统互构为一种不可分割的混沌整体。

        结语:驯鹿是游猎传统的集中展现,它既是鄂温克人生存的根基,又是情感的寄托。鄂温克人把这种对驯鹿的喜爱与尊重自然而然地反映到桦树皮器具上,不仅因为驯鹿成为他们对自然万象膜拜过程中唯一被驯服的动物,给鄂温克人带来了生活及社会价值,同时在他们的精神上逐渐成为自然凝聚力的象征。建立在这种生存关系与情感模式上,驯鹿成为鄂温克族的桦树皮制品中稳定的意象来源,在他们的装饰中鹿纹被反复描绘。

        作者简介:吴琼(1980-),女,满族,北京大学艺术学系硕士,苏州科技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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