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从容容的生活，就是自自然然的生活，是与自然相协调的生活，也是更合乎人性的生活——

美丽的琉森湖是瑞士人发呆、亲近自然的好去处 赵向往 摄

恬静宜居的瑞士森林小镇 赵向往 摄

       过年期间到欧洲旅行，在瑞士首都伯尔尼，正赶上礼拜天。首都的商业中心大街，据说相当于我们的王府井，却冷冷清清。一路长廊下的商家橱窗，倒是灯火辉煌，摆放的货品璀璨琳琅，但一律“锁将军”把门，无人营业。店主与店员也都各自度周日假，自找地方逍遥去了。外来的游客若想购物，只有等到礼拜一他们上班后再来光顾。这让中国的游客很是郁闷，很不理解：周末正是绝好的商机，无论北京还是上海，所有商家都在利用这个时间段争夺顾客，不惜使出打折、有奖、送礼等种种销售绝招，把休息日搞得比平时还要喧闹十倍！

       难道瑞士人真傻，不晓得赚钱的门道？恐怕并非如此，能够将一块腕表的方寸之地做到极致的瑞士人，不至于笨到不会数钱。

       问题在于在他们的观念中还有比钱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安安稳稳、从从容容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节假日宁可不挣钱，也要带上自己的老婆孩子到湖边看风景，到山脚晒太阳，到林子里听鸟叫，那才是一种享受！

       据说这种观念最早起源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上帝造人劳作了六天后，第七天就不再干活，也要放松休息。后来又成为一种商业伦理，再后来甚至被商业法规固定下来。说不上班，大家全都不上班，管他什么游客不游客。“为人民服务”？还是要先为自己服务吧！顾客哪里是上帝，顾客也要遵照上帝的安排！

       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我是30年后重游。同行的旅伴多次问我，30年间的变化如何？说老实话，从市容上我没有看到多大的变化，不但万神殿、特雷维喷泉、西班牙广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圣母百花大教堂这些古迹没有什么变化。市内的道路还是石块铺就的老样子，窄窄的马路上跑着的仍旧是有轨电车，市政厅仍旧缩在500年前的老房子里。不仅30年，300年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仔细查看，也就是古罗马斗兽场前多了一道简易的栏杆，记得30年前我在这里拍照时是没有的。

       最大的变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人带来的：各个景点黑压压全都挤满了中国同胞。30年前，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在罗马、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盘桓10多天，几乎看不到中国人。中国人在这里还是稀罕物，总是受到人们的待见。街上一位新加坡的男士热情上来打招呼，原来是把我们错当做他们国家的公民，问清是中国人，男士就更多了一份同族同宗的自豪。火车上同座的一对到南方旅游归来的意大利老夫妇，对我们冷眼相看，一旦知道我们是“Chinese”，马上笑脸相迎，并且道歉说开始把我们当成“日本人”了！如今，中国人在欧洲、美洲，甚至在非洲到处汹涌澎湃，成了那些风光绮丽的旅游点上的一道负面景观，比当年的日本人还要不受欢迎。说来也是，如果你的家里偶尔来一位远方客人，自然会像孔夫子说的“不亦说乎”；如果你家里整天川流不息地来客人，一来一群，而且在你家里颐指气使、吃喝拉撒，你会不烦吗？！

       出国旅游，显然是近30年中国的一大变化，也改变了世界。

       在我们中国，大作家周立波曾经出版过一部小说《山乡巨变》。岂止“山乡”，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都在发生着“巨变”。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化、祖国山河一片红、城市化、大拆大建、农民上楼，一直是行政高层的宏伟设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苦干加巧干，大干促大变”“乘卫星，驾火箭，十年规划，一年实现”， “日新月异”成了上下一致追求的目标。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确实值得羡慕，但那是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渐渐形成的。而我们却往往是凭靠行政的力量、运用“搞运动”的方式强力推进，变化迅猛，后患也严重，不但损伤了自然生态环境，也污染了人的精神生态。

       在我生活的古城苏州，曾被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东方威尼斯”。直到民国初年，水城苏州还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风貌。如今，苏州市内的河流已经被填塞多半，“威尼斯”是做不成了。城东的万顷湿地也已经被开发成“工业园区”。鱼米之乡成了房地产商你争我抢的战场。数十米、上百米、200米、300米的摩天大楼真的就像“雨后春笋”，一眨眼间便一幢幢拔地而起。与此同时，水源开始变得污浊，雾霾开始遮蔽蓝天，交通开始堵塞，贫富差距激增，房价的涨落、股市的起伏、理财基金的变幻无时无刻不在纠结着市民的心绪，往日舒缓、清净、悠闲的苏州渐行渐远。

       20世纪以来，世界上发展变化最快、最大的国家，非中国莫属。其中固然有成就，但也不乏隐忧。诸如环境迅速恶化、资源急剧流失、经济文化失衡、价值观念沉降、国民道德下滑，这些负面的东西正在抵消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

       相对于中国众多城市，苏州市的社会发展应该说还是较好的，但是随之而来的负面效应仍不容忽视。

       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变化总是必有的，也是必须的。但变化有常，是有规律、有定则的。日月运行、昼夜轮替、潮汐涨落、草木盛衰、人生否泰、社会沿革都处于变化之中，也都处于一定的节律、轨道的变化之中，这叫“常规”。老子曰：“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违背自然规律、违背社会规律，我们摊上的“凶险”事情已经太多，还不该总结教训吗？

       这里我想建议出国旅游的同胞，不仅是看看西洋的风景，也不要一味抢购外国的奢侈品，也还要掂量一下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过程、国民的价值理念以及异国日常生活的风格。

       瑞士和意大利，都不算是现代工业国家的翘楚，但也少了许多现代工业化带来的弊端，甚至还保留了不少传统社会的生活习惯。我从中能够体味到的一点，就是：日子还是要从从容容地过。从从容容的生活，就是自自然然的生活，是与自然相协调的生活，也是更合乎人性的生活。

       鲁枢元，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学跨界研究，在文学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批评及生态文艺学诸领域有开拓性贡献，主要著作有：《文学与生态学》《心中的旷野》《自然与人文》《精神守望》《蓝瓦松》《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陶渊明的幽灵》等，1988年被人事部遴选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作品《陶渊明的幽灵》获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