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老屋，有两对父亲亲手打的老木箱，这两对木箱曾是我家最大件的家具，也是我家一进门的“颜值担当”。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树木是不可以私自伐倒自用的。我家打木箱的原材是捡的“掉道材”，所谓“掉道材”就是当年木材生产时，从山场往贮木场运输的过程中，因路上颠簸绳索松懈，从运材车上跌落的木材。“掉道材”零散，不方便动用人力物力捡拾，老百姓看到了锯一两段拉回家一般没人计较。遇见离家近的“掉道材”，父亲便拉上推车，叫上几个人颇费工夫地弄回家。然后，在下班后的空余时间里，将木材锯开，制成木板。再把木板中间用小木条隔开，两头用铁线拧紧或者在上面压上重物保持木板平直，经过一两个夏季，木板干透后，再用来打家具。
      林区开发建设之初，会木工活的人很少，有的人家用木板随意钉个木箱子就可以装东西了。因为，如果找专门的木匠，即使不给工钱，也少不了要在家炒上两个菜，请人家喝上一盅，而且这活也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干完的。所以，为了节省费用，父亲就自学木匠活。记得开始打箱子的时候，父亲经常会拿着根铅笔，在纸上画些我们看不懂的图形。动木头时，我常会跟在他左右问这问那，有时还会帮他扯线盒。我拽住线的一端，父亲拿着线盒沿着木板走到另一端，线盒中的长线穿过墨盒沾满了墨汁，定好位后，他轻轻把线一提，然后一放，一根直直的墨线就印在了木板上。依据这根线，父亲用刨子把木板刨得平平的。他耳朵上夹着铅笔，随时在木板上量量画画，然后在木板两头凿卯榫。再把一块块木板用胶粘起来，变成一块大木板。神奇的是，经过卯榫组合，这些木板能够牢牢地固定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木箱。
      打完木箱后，还要用砂纸对箱体进行反复打磨，然后上色、刷清油，最后制作放置箱子的底座。父亲还在箱座的角上安装了四个抽屉，我们姊妹四个每人一个抽屉。
      自家打的箱子非常牢固耐用，也特别能装东西。母亲会把买回的布料等珍贵物件，都放进木箱。而大家日常穿的、洗干净的衣服都放在下面的箱座里。每到换季的时候，我们就翻箱倒柜地找。可那个年代，物资非常匮乏，除了棉衣裤是冬天专属，基本都是过年那一身衣服一直穿到过下一个年。小孩子巴不得哥姐快些长高，有穿小的衣服替换下来，这样自己也能新鲜几天。所以，再怎么翻找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
       到了20世纪80年代，哥姐们都参加工作了，家里的日子才开始宽裕些。而且正赶上改革开放，物资也逐渐丰富起来。记得在工队开拖拉机的大哥，有一个月开了一百多元钱。那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赢得了左邻右舍的艳羡。大哥也非常兴奋。碰巧的是，那天正赶上我们林场的小商店第一次进了成品服装，大家都聚在店里看稀奇，我则盯住一件自己能穿的衣服不动身。“喜欢吗？喜欢大哥就给你买一件。”看我流露出喜爱之意，大哥当即就要给我买下那件衣服，那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当我穿上大哥花了12元钱给我买回的那件橘红色毛衣时，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物资丰富了，人们的着装打扮也开始讲究起来。我们姊妹四人的衣服也多了起来，我家的箱子也涨鼓着常常盖不上盖儿。由于衣物只能叠起来放在箱子里，很容易压出褶皱，所以我们都希望家里能换上时髦的大衣柜。可节俭了一辈子的母亲却直摇头，说好好的箱子就要被替换掉岂不可惜。我们知道，木箱子除了结实耐用，更是承载了母亲的希望和情怀，实在是难以割舍。
       2012年，国家开始实施棚户区改造政策，父母也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由于木箱子跟楼房实在不搭，母亲只好将那两对木箱子留在了我们的旧房子里。老木箱虽然早已成为一件不合时宜、没有用处的旧物件，但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记忆和温暖的老物件，我们永远不会将其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