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拿起笔写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可每每坐下来，伤感备至，情感难控，又无法下笔了。父亲，书写上就两个字，我却整整琢磨了八年。

     八年前，父亲因突发脑出血，术后昏迷了十六天，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出生在黑龙江省双城县，1948年参加工作，当时在黑龙江省双城总工会文工队。1950年父亲和当时文工队的几个同事一起进入了中国林业文工团，驻地在沈阳，再后，由沈阳迁至哈尔滨,60年代中国林业文工团又迁入伊春林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经常搬迁，父亲单位就给每户发了两个大木头箱子。在我的记忆里，那两个箱子一直伴随着我走过了童年、少年……因为无论怎样搬迁，那两个箱子里一直装着我们家的全部家当啊！进入林区，条件更加恶劣。文工团常年在基层演出，父亲很少在家，家里所有的琐事母亲一人操持。在一次巡回演出中，舞台灯光出现了故障。父亲去排除，当他爬到那盏挂在十多米高的故障灯前时，不慎掉落下来……

     这件事父亲从来没有和我们提起过，多年后母亲告诉我们：那次父亲摔得很重，他的健忘，还有不时的絮絮叨叨，乃至动不动的无名之火，都和当年那场意外事故留下的后遗症有关。父亲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从不与人挣高低。邻里之间也是如此，左邻右舍住着，难免磕磕碰碰，每每母亲抱怨时，父亲总是淡淡一笑，“随他去吧。”还宽慰母亲吃亏是福。就是这句话，在此后的日子里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感悟……

     文革后期，父亲调到伊春市政府信访办工作，那期间文革刚刚结束，信访办的工作量很大。父亲一上任，就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在工作上，就是下班时间也不得休息，常有上访人员找到家里。有送礼的，有诉冤的还有上门威胁的……对此类事情，父亲认真对待，从不给人脸色看，赶上饭时还热情的留人家吃饭。父亲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从不马虎懈怠，用母亲的话说“你爸满脑子就是工作，家里的事什么都不想。”后来，经过考核，父亲借调到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了两年，主要是处理黑龙江省在文革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那时，父亲的空间很大，抽调北京的工作即将结束时，领导找到父亲问是否愿意留在京城工作，父亲婉言拒绝了。一大家子人，父亲没法把家安在北京。领导又问：那就回省城吧，父亲还是婉言谢绝。最后父亲还是回到了伊春，上级安排父亲担任歌舞剧院院长工作，父亲没有去报到，仍然回到了原来的信访办。

     父亲就是这么任性。后来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一再叮嘱，今后不论是父亲个人工作安排还是家里有什么困难，包括子女的工作等等，只要提出来，组织都会考虑的。但父亲从退休到去世，从没向组织提起过。有时，母亲唠叨几句。父亲总是和颜悦色地告诫我们：“做人要踏实，要凭自己的本事，不要指望别人，靠一时靠不了一辈子……”淳朴的语言和淳朴忠告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形成我们良好的家风，我们兄弟姐妹们也一直秉承着父亲做人的良好品德。

     父亲会拍照片，这在当年令人刮目相看。家里每个人留存下来的照片很多：一帧帧，一幅幅，工作照，生活照；单人照，多人照；集体照，风景照；普通照，光荣照；熟人照，生人照；男人照，女人照……父亲的胶卷是慷慨的。记忆中，父亲是慈祥的，他从没打骂过我们。我是家中的幺女，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多些。

     我从小就喜欢体育，刚上小学，就被选进体校。因为年龄小，爸爸负责接送。坐在爸爸自行车上的情形，现在回忆起来依然那么清晰。遇到刮风下雨爸爸总是先把我保护好，不顾自己被淋湿。父亲对我也很严厉。那时，每天早晨五点就要起床去体校训练，我十几岁，每每赖床不起，母亲总是心疼女儿的，护着我，让我睡到自然醒。父亲却不同，每每这时，他就绷着脸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骑上自行车把我送到体校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现在回想起来，我性格当中刚强的一面，应该说是童年时期的那些过往经历所赋予的。

     大学毕业后我去往异乡工作。每年回到家里，总能看到父亲兴奋的样子：“嘿，我老姑娘洪英回来了，快弄好吃的来！”一向节俭的父亲这时特别的大方，张罗家人做上一大桌子丰盛的佳肴，全家人聚在一起。父亲专注地看着我，那眼睛失去了年轻时的睿智与明亮，那神态没有了当年的火热和激情。但我从父亲浑浊的眼睛里依然能感觉到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关怀、呵护与挂念。真是父爱如山啊！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2006年的夏天，假期我回到家乡，临走的时候父亲送我出门，很远了，父亲在身后叮咛“洪英，常回家啊！”他浑浊而又恋恋不舍的目光盯着我。看着父亲昔日腰杆硬朗，面色红润的父亲拄着拐杖，脊背有点微驼，稀疏灰白的头发在光线下显得蓬松、无奈……一种忧伤悄悄袭上我的心头——父亲真的苍老了。我向父亲摆摆手：“老爸，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望您的！”

     我泪流满面……

     谁知，这一次竟是我与父亲最后的永诀……


李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