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广印 口述 王宇 整理

       我叫沙广印，今年95岁，出生在山东德州农村。1957年，我听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正在开发建设，需要大量工人，就怀着激动的心情奔赴林区。在牙克石又听说根河林业局招工，就和其他工人一起乘着火车来到根河林业局。

       来根河林业局的路上，我坐在火车里望向窗外，火车两侧都是粗壮高大的松树和柳树。我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广袤的森林，对未来充满了向往。由于根河林业局刚开发建设，下了车只能步行前进，路过有河的地方，就踩着放倒的树木过河。当年的中央街是一条土路，两边只有一排排简陋的平房，很多地方都是树林和塔头甸子。

       那些年，老家不如这边，生活非常贫寒。但根河不一样，这里亟待开发，有大量的森林资源，许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准备“大干一场”。

       我先是参加了森铁线路的铺设，之后又服从根河林业局的分配，在好里堡、上央格气、乌力伊特、乌力库玛、下央格气、贮木场等地从事集材装车、木材归楞工作。建局初期，机械化设备非常少，全靠人力把大木头抬上楞垛和火车。

       年轻人在一起干活，大家都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干起活来你追我赶，从早上7点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10点下班，每个月我们班组都能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目标。

       在职工中有着不成文的“规矩”，能扛动大木头的人“权力”最大，都管他叫“大力士”，他就是“班头儿”，一起扛木头都得听“班头儿”的号令。只要“班头儿”喊出“哈腰挂上”的口令，其他工友就同时弯腰把铁卡钩挂在大木头上，还要附和一句“嘿呦”；“班头儿”再喊一句“挺腰起吧”，所有人便一起用力，把木头抬起来；然后随着后续的号子声，大家步调一致往前走，既要保证平稳还要保证速度，这样才能轻快一些，省些体力。那些“号子”都是当时工人们现编现凑的，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号子听起来南腔北调的。“号子”不仅有统一动作、指挥工人的作用，还能振奋精神、调节气氛。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仍然能清楚记得那些“号子”以及“号子”声下我们在苍茫林海间挥洒的青春和汗水。

       后来，我又调到了贮木场，主要工作就是把运到场区的原木分级归楞，之后抬上火车，运往外地。

       贮木场的工作比林场的工作更加艰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贮木场抬“方子”的那几年。“方子”就是用来铺设铁路的枕木，每根长约两米五，选用的都是最结实的松木。我们的工作是把木方装到火车上。冬天，方子上覆盖着一层冰碴子，扛在肩上又滑又沉，硌得肩膀生疼。但每个人身上好像都有无穷的力量，一起甩开膀子加油干。当时虽然我也感觉累，但从没想过放弃，只想着把活干好。听说这些木方将运往全国各地，支援国家的铁路建设，心中不免有些自豪。

       当年扛木头，不仅要克服身体上的累，肚子饿也是一个大问题。那时林区的职工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线工人吃的是苞米碴子和野菜，常常饥肠辘辘。没有食物的时候，我们也用锯末子和山茅草做成饼和窝窝头，由于长期缺乏营养，经常干活时累得头晕眼花。

       由于长期吃野菜、咸菜，工人们的身体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浮肿。直到1961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来到林区视察，当看到林区人艰苦的生活条件，刘少奇主席指示给林区职工和居民每人每月供应一斤黄豆，我们称这黄豆为“营养豆”。

       后来，我们的饮食逐渐改善，干活也更加有劲了。

       扛木头那段岁月，是我记忆最深刻也是最难忘的，虽然身体上付出了辛苦，但既是靠着自己的双手赚钱养家，又支援了国家建设，所以我们在精神上始终都是高昂的、快乐的。

       后来，因为工作认真负责，我被林业局调到商福科，负责商品销售工作。我始终兢兢业业，认真完成林业局交给我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也亲眼见证了林业职工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从最开始连白菜都吃不上，到那时已经能吃到舟山群岛的带鱼了。

       1985年，我正式退休，儿子接了我的班。他被分配到了林业局板厂，负责车辆修理。他也像我一样，勤勤恳恳工作，刻苦学习修理技术，这令我十分欣慰。儿子在林业局工作了近40年也退休了。算起来，我俩在林业局的工作时间加一起有60多年。

       2008年，受益于棚改政策，我住上了新楼房。回想到根河林业局以后，从最初住的帐篷、板房、砖房，再到现在的楼房；从当年的饥寒交迫到现在的生活富足，真是得益于党的好政策。

       在根河林业局工作和生活了65年，我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这片土地上。